吴山明：宿墨宿命

木刻刀

谈到浙派人物画，不得不提到吴山明。

谈到吴山明，又不得不提到他的意笔人物。

谈到吴的意笔人物，又不得不承认其目前的火暴与炙热。

问题是，我担心这样的火暴与炙热还能维持多久？

对中国画稍稍懂行的人都知道，吴最自鸣得意的就是自己的笔墨，再说得直白点，就是从黄宾虹那里学来的宿墨。为避直接剽窃之嫌，吴在宿墨中大量掺水，还美曰其名：淡宿墨，以试图表明自己并不是简单地拷贝和复制黄的笔墨。甚至还自吹自擂：“以大水大墨表现大结化，追求帖之灵动，碑之凝重，结中有化，化中留清的特殊效果，并试图以此为起点逐步将风格推向极致”。

这是何等的自信、自负，甚至自恋啊！

且不论宿墨只是一种对墨的处理，而根本不是墨法。即使是墨法，也并不能因此构成一种风格，其实，构成黄宾虹山水画风格的并不是宿墨，而是脱离宋元山水画道禅气笼罩的看似处处静穆实则处处生机的意境。何况，由于吴的心虚——避嫌心切，经常无节制地用水，结果一冲眼看去，墨色丰富，水气氤氲，等回过神来，实质就是那么一点点宿墨味道，以至那些少见多怪、似懂非懂的人津津乐道，误以为得见胜境了。但时间一长，也就令人审美疲劳、感到无趣了。

    当然，评论一位画家的高下，看技法不如看作品。吴的作品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与其一头白发一样成为吴氏招牌的水墨写生作品。其说穿了就是水墨+素描，铅笔（碳条）改毛笔，变化的只是作画工具罢了，除了课徒示范，并无多大的新意和价值。只要你有空，到美院国画系教室去逛一逛，就会发现，目前学生中达到吴这样水准的习作不要太多，有的甚至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类，就是少女、渔翁和地方历史文化名人造像。这类作品无论象吴自誉的那样有多少笔墨情趣，但终究还只是停留在原生态的粗加工阶段，未能逃出头像写生+服装+背景的樊篱。而一个想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人物画家，必须肩负起反映当下、反映时代的宏大叙事责任，这对于一味沉湎于笔墨的吴来说，根本难以胜任。这从其为数不多的主题叙事作品《延安五老》(见下图)中就可见一斑。没想到，吴平日里津津乐道的淡宿墨，在大题材、大场景、大制作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单薄轻飘，那样的力不从心。所以，吴作品最终的归宿只能沦为文人孤芳自赏、案头自慰的境地。

    我丝毫不怀疑学院派出身的吴的功力，但我质疑他的文化底蕴。文人画讲求诗、书、画、印四艺融合，力求天人合一。吴除了画也仅仅局限于人物画尚能示人外，还有什么拿得出手且为人称道的东西呢？“字”，充其量只有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诗”和“印”根本就是一窍不通、纯属外行。这就是在黄宾虹手里能出奇制胜的宿墨，到了吴的手里就沦为一种宿命，最终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也给宿掉了的根本原因。更令人痛心的是，吴至今仍未醒悟，固执地以为黄的个性和风格就在于与众不同的宿墨，殊不知黄背后还有更深的内涵——学问和精神。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我们再看看与吴同门同宗的刘文西、方增先，他们走出浙江后，受异域文化的滋养都开启了新的境界。刘在黄土高原的风沙磨砺和长安画派的裹挟下，早已脱去了江南小资的妩媚与妖娆，从浙派纯粹的笔墨游戏中跳将出来，走向霸气、大气，最终以宏大叙事的风格确立了自身在当代中国画坛的地位；同样，方在上海十里洋场外来文化的熏陶下，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型，从写实主义、传统文人画正逐渐走向现代主义，至于其最终能否成功并不重要，仅仅这种壮士断腕、自我否定的精神与勇气已令人刮目相看、充满期待。

    谈到这里，对浙江美术界有所了解的人，稍稍思考一下就应该明白，吴今天的“发迹”，其实并不在于他的才情与修为，更多的是得益于李震坚、周昌谷的早逝，和刘文西、方增先的外出。否则，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吴来显摆的。这颇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呈大王”的味道。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要苛求吴。熟悉现代美术史者都知道，浙派自古多山水、花鸟大家，而鲜有人物大家，这种历史状况和环境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吴的宿命——充其量最多只是个热闹一时的地方名家罢了。一方面更不要迷信吴。以其目前的艺术成就、业界地位和动辄万元一尺的作品价位，“市盈率”已明显偏高。我敢预言，要不了多久，随着一批新生代画家的涌现崛起和公众鉴赏水平的提高，吴的画一定会戴上“ST”帽子。

    信不信由你！

                                           丁亥正月二十九晚于听雨轩南窗灯下